把一代人的视觉记忆印进千家万户的人

哈琼文（1925—2012）：把一代人的视觉记忆印进千家万户的人

这一期的关键词，在他身上是字面意义的。哈琼文，1925 年 7 月生于北京，回族。1945 年入重庆中央大学艺术系西画科——徐悲鸿当时正在该系任教；1949 年毕业后参军，任华东军事政治大学文艺系美术教员，1953 年调到北京，在中央军委文化部美术工作室做创作员；1955 年转业进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，从此以宣传画为业三十余年，官至编审。

他最有名的一张画，差点因为一幅肖像拿不掉。1959 年，上海人美的编辑向他约稿，请他为建国十周年大庆创作一幅重点作品。据他本人回忆，构思来自上海一场庆典游行的现场——「总有穿着各式漂亮服饰的妇女和孩子，此起彼伏地高呼着『毛主席万岁』」。最初的草图是一位抱孩子的黑衣妇女站在玫瑰粉的背景中，背后挂着毛泽东画像——可「背后的主席像总是很抢眼，使画面出现两个中心」。审稿时一位领导以商量的口气问：「画中的主席像拿掉好不好？」他马上接口：「好，好！」回到创作室，他用水把肖像洗掉，用调了白粉的淡玫瑰色在原处补上一大片花团，又在左上角画了一座华表，代表天安门上的毛主席。稿件再次送审，一致通过。成品因此成了今天看到的样子：对角线构图，穿黑丝绒旗袍的母亲肩上坐着女儿，两人雀跃着眺望远处的华表，飞舞的鲜花与彩带把整张画浸在一片温馨的淡紫里。

它没有停在公共场所。哈琼文创作时一直有个心愿：宣传画不应仅仅挂在公共场所，应当进入老百姓的家中，挂在墙上、压在玻璃板下面。这幅画以年画的形式出版，在新华书店就能买到；随后五年里以多种形式屡次出版、大量印刷，累计印数高达数百万份，还变成明信片、书刊封面与插页，甚至印上热水瓶、日历和铅笔盒。触达这件事，1959 年就有人做到了今天的量级。

一张画的命运，不由作画的人操控。当年有批评说画中的年轻妈妈「不像社会主义的中国劳动人民，是个资产阶级少奶奶的模样」；到了后来，仍有评论家说那是最艰苦的年代，这样画是「粉饰太平」。同一张画，换了时代就要换一套判词——而它被贴进的那些墙面，本身就成了时代风气最诚实的记录。原作今藏上海美术馆（今中华艺术宫），104.5×76 厘米；1959 年的原稿与 1988 年的重绘另藏上海市徐汇区艺术馆，底稿藏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。

命题的强度，画面的诗意。1963 年的《美帝国主义从越南南方滚出去！》是同代宣传画里今天仍最常见到的一幅：前景一名持枪战士横卧画面，身后两位女民兵一持枪、一张弓，红橙的爆炸光铺满整张纸。这张 108×77 厘米的上海人美版原作，今天躺在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图书馆的 Pickowicz 特藏里。宣传画之外，他还画油画：《鲁迅——致电党中央祝贺长征胜利到达陕北》藏上海鲁迅纪念馆（书影上的题作是《致中共中央祝贺长征胜利》，画面题着「在你们身上，寄托着中国与人类的希望。」）；中国美协的资料记他的油画《志愿军铁道侦察英雄》《建设炼油塔的人们》等多次入选全国美展，部分作品获全国美展银奖与佳作奖。东方网当年的评价是，他留下一批「主题鲜明、视野宽阔、画面诗意」的作品。科班西画的写实功底，始终是他宣传画语法的底层支撑。

六十年后，这些画被重新翻出来。2009 年「北京世界设计大会」上的「二十世纪中国平面设计文献展」，主角正是几百幅当年的宣传画。材料来自中央美术学院搬家整理时发现的一批库存——1949 年后出版社有个规矩：每出一批新宣传画，都要给中央美院送去一批「样张」，从 1949 一直收到 1979，「文革」期间学校一片混乱，收藏也没断过。其中《人民·英雄》一卷集中展出了 1949—1979 年间的 300 多幅——本站的特别增刊《红色年代 1949—1976》（№51b）讲的正是这批图像的国家叙事。

从产业到遗产。2011 年，「上海宣传画」（VII-21）与「月份牌年画」（VII-14）同批列入上海市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（沪府发〔2011〕41号），哈琼文是「上海宣传画」项目的市级代表性传承人；次年 5 月 26 日他辞世。上海商业美术的两条血脉，在同一座城市里完成了从产业到遗产的转身。

对今天的启发：哈琼文那一代画家把「命题作文」画出了诗意——命题来自时代，而感染力来自扎实的西画功底与现场记忆。宣传画作为「印刷品形态的公共艺术」，其传播机制（印数即触达力）在社交媒体时代依然成立，只是「印刷数百万张」换成了「转发数百万次」。

NOW · 2026。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的「新中国设计的诞生：艺术设计作品巡展」上海站（2.6—5.5）用 400 余件实物、图像、影像与文献讲整个新中国设计的诞生，哈琼文一人占了两件——《毛主席万岁》的底稿与 1959 年原稿。一张画从约稿、洗像、数百万份印数，到被压进千家万户的玻璃板下、再被放回展柜，正好走完「记忆」这个词的全部路径。